陈 花

　　【案情】

　　秦某系重庆某律师事务所业务员。2018年9月起，黎某开始为秦某寻找案源并介绍业务。秦某向黎某承诺：每个月扣除养老保险后发底薪，并告知黎某的身份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秦某建立微信群并将黎某等人拉入群中，并在群中发布了业务员与律师谈案管理规定以及招聘律师助理、市场专员的招聘通知，招聘通知显示联系人为秦某，职务为主任。秦某亦在微信群中安排工作、询问群内成员工作情况。同年11月，秦某将黎某移出群聊。黎某诉至法院，要求秦某支付劳动工资及未签劳动合同产生的二倍工资差额。

　　【分歧】

　　关于黎某是否与律师事务所形成劳动关系，存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黎某与律师事务所未建立劳动关系。秦某仅系律师事务所员工，其招聘的助理应由秦某自行承担责任。黎某从事的工作为介绍案源，律师事务所案件来源具有开放性。且黎某在其工作中是否与律师事务所形成人身依附性、是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等情形，劳动者均应举证证明。现黎某证据不足，故应依法驳回黎某诉请。

　　第二种观点认为，黎某与律师事务所已建立劳动关系。黎某提供的劳动属于律师事务所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事务所亦实际从黎某提供的劳动中受益。黎某举示的证据能够证明秦某有权代表律师事务所进行招聘及管理，律师事务所应对秦某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第一，聘请黎某的秦某具有管理者的身份。群成员在微信群中称呼秦某为秦总，秦某发布的招聘通知载明其职务为“秦主任”。秦某在微信群中安排工作、询问群成员工作情况，安排对象不仅包括业务员，亦包含律师，秦某亦在微信群中进行会议通知，会议地点为律师事务所住所。以上足以证明秦某有权代表律师事务所进行招聘及管理。

　　第二，黎某有理由相信其与律师事务所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聘请黎某的秦某具有管理者身份，秦某以律师事务所名义与黎某商谈劳动报酬支付、社会保险缴纳等问题。黎某成功介绍的客户均须与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律师事务所系直接受益人。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处于从属地位，举证能力较弱。为保护善意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即使律师事务所确实对秦某的行为不知情，也可适用表见代理原理，认定律师事务所应对秦某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秦某对黎某进行管理即应视为律师事务所对黎某的管理。

　　第三，律师事务所系专业的法律服务市场主体，应对与当事人建立何种法律关系进行明确界定。案源是律师事务所主要收入来源，实践中律师事务所很多都有自称“律师助理”的业务员寻找案源。对于为律师事务所提供主要收入来源的“律师助理”群体，律师事务所应负管理职责，单位应签订书面协议对兼职或专职“律师助理”予以鉴别，对建立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雇佣关系予以界定。即使由个人出面间接管理，也应当明确告知劳动者，聘用系个人行为，由个人负责。同理，律师事务所就主体、法律关系性质对劳动者的告知，对律师事务所同样是一种保护。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