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如何有效治理网络暴力，李东生建议尽快出台反网络暴力法，从法律层面明确界定网络暴力的定义和范畴。同时，构建网暴技术识别模型，持续强化监督发现保护机制，建立快速举报通道，从源头上加强对网暴受害人的保护，降低取证难度。此外，还要建立网络暴力黑名单机制与监察执法体系，将涉及网暴行为的个人或机构列入黑名单，对其采取更长处罚期的限流、禁言、关闭账号等处理措施。

　　“建议尽快出台人格权禁令的司法解释，明确其程序和要件。细化法律规范、发布司法案例等方式，指引受害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陈莉娜说，“只有平台、网民、行业协会、司法系统等多方主体形成合力才能对网暴进行预防和制止，实现对网暴的综合治理。”

　　韦震玲从三个方面提出建议：一是进一步完善防止网络暴力的法律机制，特别是通过完善法律明确网络主体对网络暴力行为实施管理责任；二是坚持有法必依，严厉惩治和打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推动网络领域综合治理；三是加强防范网络暴力的法治宣传，明确投诉通道、救济途径、救助服务。从而让受侵害者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更要让网络施暴者不敢逾越法律底线。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徐诗晓提出，法律应成为网络施暴者的悬顶之剑。要从源头查处，严厉打击水军上下游产业链。检察机关也要加强对网络暴力的治理，特别是在涉及公共利益的自诉案件中，检察机关要主动作为，依法行使公诉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吴碧霞更注重平台企业的责任。她认为，平台企业应当履行与其技术能力和商业经验相匹配的网络暴力处置义务。在已有法律基础上，有关部门应加快网络暴力行为处置速度，不仅要向受害人和一般网民提供便捷化的违法线索反映渠道，还要及时判断和处置，避免网络暴力事件危害升级。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从技术层面提出建议，如组建平台算法治理独立专家委员会，发挥人工智能技术效率优势，拟定网络生态评价标准。

　　“具体包括制定用户画像颗粒度、个人隐私采集的范围标准；制定推送信息的多元化标准，杜绝信息茧房的形成；制定平台生态污染指数，指数涵盖违规行为数量规模、事件恶劣性与传播范围、举报频次等因素，定期在显著渠道发布，限期整改。”朱松纯说。